大发平台下载 - 大发平台开户

（新春见闻）与木头对话的“守艺人”：手做的笼屉有“灵魂”******

　　中新社乌鲁木齐2月2日电 题：与木头对话的“守艺人”：手做的笼屉有“灵魂”

　　作者 史玉江 翟薇 商凯旋

　　春节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称新疆兵团)第十三师红山农场家家户户都蒸花馍，这也是笼匠袁吉清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内，摆放着不少制作中的笼屉，房间一角，堆满了加工后的木材。袁吉清站在烧热的半圆铁模具前，借高温将一块木板塑形成圆环状，瞬间，房内充盈着木头灼烧的气味。“这是制作笼屉中最难的一步，只有多做才能掌握力道和火候，做好大概要一周。”袁吉清告诉记者。

　　作为当地唯一的笼匠，袁吉清制作笼屉已44载，一直坚守纯手工制作。用袁吉清的话说，手做的木质笼屉才有“灵魂”。

　　笼屉是传统手工炊具，在普遍使用地灶、铁锅的年代，笼屉很普及。如今，木质笼屉逐渐消失，笼屉匠也和其他匠人一样淡出人们视野。但在中国乡间及喜好自然粮食味道的人中，仍用传统笼屉。

　　记者注意到，袁吉清许多工具的木质把手已经盘出一层油润的包浆。“这些工具都是我父亲用过的。”袁吉清称，其父是红山农场有名的木匠。

　　“从小就喜欢看父亲做笼屉。”凭几样简单的工具，就能将一根根木头“变成”器具，儿时的袁吉清觉得很神奇。

　　袁吉清1986年初中毕业后，从锯木条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木工活。“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蒸馒头，所以来我家做笼屉的人非常多。”几年后，他开始专攻做笼屉的手艺。

　　笼屉看似简单，但要经过选料、裁料、盘料、穿撑、铺笼齿等20多道工序。袁吉清还将父辈传下来的每一个步骤都做了改进。“要想让笼屉卖得好，还要学会变通。”

　　“不是什么木头都能制作蒸笼，我选取的是松木，纹理要好，不能有树节，否则制作的蒸笼不耐用。”说起蒸笼，袁吉清满脸洋溢着自信。

　　多年来，袁吉清制作的笼屉凭借着用料和做工，在当地闯出名声，周边县乡的人也去他家买笼屉。凭借着这个手艺，袁吉清一年有六七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刘峰在红山农场场部经营着一家馒头店。他说，“袁师傅做的笼屉质量好，用30年都不坏，而且用木质笼屉蒸出来的馒头也带着一股特殊的香味，客人们都很喜欢吃。”

　　近年来，新疆兵团对传统文化愈加重视，袁吉清被确定为第十三师新星市木蒸笼制作的传承人。袁吉清说，当他从父亲手中接过“笼刀”(笼匠的专业工具)时，就担负起传承的使命。“打算在兔年找一位对笼屉制作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将这份手艺传下去。”(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