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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他们一起追“星” 当科学家可以有多酷******

　　王应睐：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

　　王应睐(1907年-2001年)，著名生物化学家，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他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63年他担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坚持组织一支精干的队伍，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人们以中国生化先驱赞誉王应睐，他却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前所长李伯良回忆到：“有一次，我们把一个很好的喜讯告诉他，他淡淡地一笑。我们还告诉他获得了100万元的大奖，他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这是社会的钱，应该很好地对社会用，尤其对我们祖国的生化事业。’”他曾说，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戴月婷整理)

　　张香桐：搞科研要有“仙人掌精神”

　　张香桐(1907年-2007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神经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国际上公认的树突生理功能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针刺麻醉机制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被誉为2000多年来对神经生理科学发展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

　　张香桐常自比仙人掌，他说：“仙人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长、开花。它不怕干旱酷热，牢牢扎根在瘠土、砂砾中，坚忍不拔，生机勃勃，不时绽出艳丽芬芳的花蕾来。我认为搞科研工作也好，搞其他任何工作也好，要做出成绩来，就要有这种‘仙人掌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个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可以找到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他自己也像仙人掌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都能开展工作并有所成。

　　吴自良：做科研“急不得”

　　吴自良(1917年-2008年)，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新中国合金钢体系建立的开拓者，领导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的研制，为原子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0年已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的吴自良，仍继续着自己的科研事业，他的学生谢晓明和陈廷国在高温超导体微结构实验中收获了漂亮的结果，大家都急不可耐，想要先发表一篇文章。吴自良却笑着回复：科研成果从习题变成论文，还需要一个过程。没想到，这个过程长达几个月。1989年文章才终于发表。多年后，已成为本领域顶尖专家的学生无比佩服老师当年的治学精神。截至2021年7月，这篇论文已经被国际学界引用多达178次，是当之无愧的高被引经典研究成果。

　　黄耀曾：做研究要有三个口袋

　　黄耀曾(1912年-2002年)，中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工作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有重要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化学奖。

　　黄耀曾经常对身边的同事和学生说：“做研究要有三个口袋，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应用研究；三是人才培养。”黄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和蔼可亲，他对研究生循循善诱，时常以亲身的经历和科研体会来教育和引导学生。他培养的学生总数不多，部分学生如周其林、谢作伟、唐勇等近年当选科学院院士，部分学生成为知名企业家。黄先生曾在诗中深情地写道：“心血甘抛铺作路，好教后学步青云。”

　　你眼中的“酷”是什么？

　　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听着掌声响起来或许是一种；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争金夺银或许也是一种……而在中国科学院一群青年科学家的眼中，“酷”还可以是功成不必在我，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国有所需必有所应，是研制的“星船弹箭”发射升空闪耀苍穹，是身处暗夜却依然能化为星光照亮前路，是愿意一辈子守在微观的世界里探索未知的广袤……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在2023年新春到来之际，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哔哩哔哩共同推出“中国青年说·科学家精神”特别节目，首期邀请了四位不同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回望科学长河中星光闪耀的时刻，眺望远方的精神家园。在他们的讲述里，科学家精神化为万千载体融进了日常，是星空中熠熠闪光的名字，也是实验室里泛黄的笔记本，是雕刻在必经之路上的所训，也是手中研究了几十年的RNA分子……

　　观星：学霸眼中的超级学霸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我们熟悉的星空之中，有不少以中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它们在既定轨道上遨游，永远闪耀苍穹。这其中，有张香桐、王应睐两个名字，它们就是此次节目中青年科学家要追的两颗“星”。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毅说，在实验室休息间隙，他们会聚在一起聊这些闪亮的名字，讲讲老一代科学家年轻时的传奇故事。在这群年轻学霸的心里，也有着各自的学术“偶像”。

　　因为留过学，李毅格外关注“先生们年轻时掀起来的‘归国潮’”。

　　“新中国刚成立时，有的先生放弃了优渥的薪资，排除万难归来，也不求青史留名。他们中有的需要辗转万里绕道数个国家，有的需要借学术会议之名才能脱身。”李毅的“学术偶像”——我国脑科学的奠基人张香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那一年，面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封锁，张香桐留下多年存款和大量藏书，先去丹麦哥本哈根做学术报告，再转道芬兰，滞留大半年的时间才等到去苏联的签证，后来经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才顺利归国。

　　李毅觉得，当时张先生抛开所有的“身外之物”毅然回国的样子很酷，“他的个人用品只带回了一台打字机，一件风雨衣，但神奇的是，在友人的帮助下各种先进的电生理实验设备却带回了六大箱，这为当时在一穷二白环境里开创中国脑研究的天地注入了强心剂。”

　　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苟兰涛的手机相册里，珍藏着老科学家王应睐先生30多岁时在剑桥大学做生物化学实验的一张照片，“每次想起王先生出国留学做生化研究的初衷，我都会感动。”

　　苟兰涛不止一次地查阅资料了解过当年的细节：“王应睐先生刚开始研究的是工业化学，直到22岁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得了肺结核。他发现，很多基层百姓都和他一样得过这个病，死亡率很高，当时王先生就下定决心放弃工业化学，改学生化。”

　　“于是10多年后，王应睐成为我国第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如愿归国开启了科研生命的黄金时代，布局了新中国的生化研究，成就了新中国最著名的一项生命科学成就——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苟兰涛提起这项成就时，眼睛里闪着光芒。

　　他从书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泛黄发旧的笔记本，封皮用牛油纸装订着，上面简单用钢笔手写着“胰岛素化学合成资料”九个小字。当苟兰涛在展览馆里发现它时感觉“如获至宝”，“可太珍贵了，这可是牛胰岛素合成的第一手资料！”

　　“很难想象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王先生能让我国的生化学科‘跳级’式成长，取得震惊世人的成就！”透过时光在实验记录本上留下斑驳泛黄的印迹，年轻的科学家们看到了何为“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先生们的“酷”又不止于此。在载入史册的成就背后，老一代科学家们选择了“隐身”。

　　“在牛胰岛素合成相关的奖状和论文成果里，我们竟然找不到王先生的名字，众所周知，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重大科研攻关中，王应睐是协作组组长。但他始终坚持不在任何一篇相关论文中署名。”苟兰涛记得曾听自己的老师们说过，“王先生经常教导学生们，科学家需要相互合作、相互协作解决科学问题，不能为了名和利去做科研。”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是许多科学家的专属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化为了王应睐常提的“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化为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吴自良口中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成为每一个上海微系统所人的精神基因和人生格言。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吴自良是上海市唯一的受勋人员。在荣誉面前，吴自良表示功劳属于大家。他把奖状复印后分发给每一位参研人员，最后把重达1斤的金质奖章交给研究所。

　　追星：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即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青年科学家黄海丰经常和同事们谈论起1958年所内开展的那场“三天三夜大讨论”。

　　彼时，为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时任有机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的边伯明同志和时任上海分院办事处主任的王仲良同志，组织有机所的科研骨干开展了著名的“三天三夜大讨论”，以此明确认识、统一思想，引导科研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

　　随后，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先驱者之一黄耀曾带领黄维垣、袁承业、徐维铧、丁宏勋、刘铸晋等全所三分之二科研人员，放弃了自己已耕耘多年的钟爱领域，毅然接受“两弹一星”有关任务，从事国防先进材料研究。

　　事实上，黄耀曾多次按国家需要转换研究方向。在接到高能炸药研制任务之前，他已经开始了对金霉素全合成的深入研究，并积累了大量宝贵数据。用黄耀曾自己的话讲，突然让他放弃手上的研究，“就好像死了一个儿子”。正是忍着这份痛，黄耀曾全力以赴，经过3年多的不断探索所研制的高能炸药通过层层严格筛选，最终在核武器上得到实际应用。

　　在一次全院大会上，钱三强紧紧抱住黄耀曾，激动地说：“感谢有机所的工作，使我国原子弹的爆炸提前了一年。”

　　“在黄耀曾先生高能炸药的研究基础上，我们继续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新一代高能炸药的研制。每当研究中遇到‘急难险重’的难题，特别是在做那些具有极高爆炸危险的高能炸药合成等实验时，我总会想到那场三天三夜的大讨论，想起黄先生等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境界，激励着我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2022年秋天，在上海有机所举办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黄耀曾攻关突击队”授旗仪式上，黄海丰作为攻关突击队所在的重点实验室党支部书记表态道：“我们必将接过先辈们的旗帜，不辱使命，全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为满足国家需求、建设国防事业贡献出我们有机所人的力量！”

　　对这些青年科学家们来说，“追星”的方式大都与科研攻关有关，在对科学的探索中与老一辈进行“跨时空的交谈”，用实际行动履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用奋斗用成果让自己的表态“掷地有声”。

　　在李毅的办公桌里，珍藏着一本《脑研究的崎岖道路》，扉页里有作者张香桐的亲笔签名。书中，张香桐记载了不少研究成果和心路历程。

　　这本书读久了，李毅仿佛亲眼看到这样的场景：张先生即便年近六旬，但为了取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却依然“以身试针”，在身上扎了数十根针长达一个多小时；李毅也好像亲耳听到那段经典对话一样：张先生的保姆问他“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张先生笑着说：“以我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吗？”

　　李毅还记得自己初到研究所时，总能看到或听到张先生的这句名言，“刚开始心里觉得这是一句‘大话’，因为疼痛研究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攻克。”但深入了解实验的前因后果之后，李毅深感震撼。

　　他也开始尝试给自己针灸，感受到的是“轻微的刺痛”，复杂的感受在于运针，他记得书里清晰的字眼描述：“在运针的时候需要捻，是一种酸、麻、痛、胀，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感受。”他经常想象张先生在手术台上经历60根针的运针后叠加在一起的那种酸麻痛胀，也经常想象张先生在实验室里解析成功针灸麻醉镇痛机理的那份喜悦。

　　如今，李毅仍在延续着张先生关于感觉和运动的部分研究工作，“当了解张先生的故事后，研究的信念和使命感更强了。”

　　“先生们几十年前铺下的路，我们还在一步步往前走，解决一个个科学问题。”苟兰涛时常觉得幸运，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想一直研究的方向——核糖核酸(又称RNA分子)，“王应睐先生和其他老科学家一起，首次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随后王先生还提出了未来关于核糖核酸的研究方向，很荣幸如今自己还能以RNA分子为研究对象，继续深入地进行探索和研究。”

　　传承：有先生引路便有后生可畏

　　这些青年科学家在提起老一代科学家时，似乎很少用“前辈”这样的称呼，更习惯用“先生”“老师”“教授”这样的字眼。他们形容这是“习惯”，“科学不需要论资排辈，探索之路永无止境，有先生引路，便有后生可畏。”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把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放在一起统筹部署、集中表达：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黄耀曾是化学界有名的诗人。他的诗作中有这样的诗句：“心血甘抛铺作路，好教后学步青云。”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育人都被视为科学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浩记得，吴自良先生曾带领科研团队，进行了一项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研制工作，当时的研究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也就30岁左右，“无论是我们的前所长邹世昌院士，还是所里现在经常能碰到的老师，当时都在吴先生的研究组里，那时候都才20多岁。”

　　来自各方的60多名科研人员不过30岁上下，他们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对外信息，连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为匮乏，因为整个国家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但是这个年轻的群体日夜鏖战，在吴自良的率领下于一片空白之中奋力探索。

　　代号为“真空阀门”的工作就是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安装心脏。所谓原子弹的心脏是什么呢？是一种叫作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原件。这个原件可以将铀235和铀238这一对同位素分开，提炼出高浓度的用于发生核裂变反应的铀235，所以它被称之为原子弹的心脏。吴自良团队卓著的科研成果使得我国成为掌握这项技术的第三个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美国和苏联。

　　后来钱三强评判说，吴自良团队的甲种分离膜比美国和苏联的还要纯。言下之意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因为吴自良等科学家的贡献而有着一颗更为强劲的“心脏”。

　　如今，李浩所在的团队仍延续着吴先生的研究。“我们现任的所长(谢晓明)是吴先生亲传的学生，他做事的风格、写论文的风格也和吴先生很像，是出了名的细致严格，小到标点符号，大到篇章逻辑，都会认真审阅，逐句推敲。”李浩说，严师出高徒，正是老一代科学家们的言传身教，才不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舞台上发光发热。

　　时移势易，但精神一脉相传。在这些青年科学家眼中，目前手里所做的科学研究依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在传承并弘扬老一代科学家的荣光。

　　在苟兰涛看来，RNA分子本身就是非常酷的研究对象，“在我们身体中，编码蛋白质的这些基因，只占到基因组的2%，其他98%非编码区域都是一些暗物质，而各种类型的RNA分子是暗物质的重要产物，但它们的功能却不是完全清楚，很值得继续研究下去。”

　　而对黄海丰来说，“星船弹箭”都是他的研究方向，是拓展无限可能的舞台，“星就是卫星，还有飞船、导弹、火箭。最近我们就研究出了可以应用在新一代载人飞船返回舱的绿色无毒单元液体推进剂，未来大有可为。”

　　李浩目前正在研究超导单光子探测器，他们研制的探测器的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不久前所研发的上百个器件也在光量子计算上得到了应用。而让李浩觉得最酷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真正自己做的东西，用到国内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上。”

　　最近，李毅所在的研究团队则忙着绘制大脑的地图，“我们知道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即使是一个脑区绘制出来都会像森林一样。再经过10年左右，这些研究成果也许就可以大规模地应用到临床，例如能够帮助那些瘫痪的病人重新站立甚至行走。”

　　李毅很高兴地看到，一些突破性的科学成就背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中有的人年纪轻轻就能“挑大梁”，“比如最早出来的两只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就是我们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刘真参与主要研制的，当时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小岛上，用比较短的时间就攻克了这个国际难题，这难道不酷吗？”

　　科技星光，熠熠生辉。百年信仰，永世传唱。

　　这群喜欢仰望星空的青年科学家们相信，以后会有更多更年轻的科学界新星出现，不断用科研成果璀璨未来、惊艳世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戴月婷来源：中国青年报

7款罕见病药已进医保，患儿家长：我们能畅想未来了！******

　　“太好了，我们终于敢用药，用得起药，能畅想未来了。”1月18日下午，在得知利司扑兰在经过谈判进入医保后，正在工作中的珺宝妈妈，用激动的声音在电话中对新京报记者说。从之前诺西那生钠单针价格由69.97万元降至3.3万元，被纳入医保，到更多的罕见病药物大幅降价，越来越多罕见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在刚刚公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年)》中，包括利司扑兰在内的7个罕见病用药谈判成功，被纳入医保。

　　7款罕见病药物进医保

　　早在2021年9月30日，珺宝确诊了SMA(脊髓性肌肉萎缩症)1型，他开始服用利司扑兰这款药物。该类型的SMA如果不做治疗，活不过半岁。珺宝确诊时，治疗SMA的这两款药物均已获批上市。对于年幼的珺宝而言，妈妈选择了口服的利司扑兰，但当时6.38万元/瓶的价格，也让医生对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担忧。“你们家怎么样？能坚持治疗吗？”珺宝妈妈说，每个SMA患儿的家庭，都会遇到医生的这种“灵魂拷问”。当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家里还有房，绝对不会放弃。”

　　2021年12月，听到另一款SMA药物诺西那生钠纳入医保的消息时，珺宝妈妈也为之振奋，并开始期待利司扑兰被纳入医保。去年6月罗氏主动将利司扑兰的价格降至1.45万元/瓶，让业内猜测，或是为国家医保谈判做准备。该药也在去年9月进入了2022年医保目录初审名单。“患者群里的家长们都很期盼利司扑兰进医保。”珺宝妈妈说道。

　　“SMA是一个需要终身治疗的疾病，其长期治疗负担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作为患者关爱组织，我们陪伴患者家庭经历过许多曲折与无奈的时刻，也因此对口服创新药物进入医保感到格外振奋。治疗可及性的不断提高，将更加有力地支持我们践行‘帮助病患家庭更有希望和尊严地面对疾病’这一使命。”美儿SMA关爱中心执行总监邢焕萍谈道。

　　1月18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年)》公布，包括利司扑兰在内的7个罕见病用药谈判成功，虽然具体的谈判价格还未公布，但从央视播出的谈判现场视频来看，该药最终医保支付价格确定为3780元/瓶，“太好了，我们终于敢用药，用得起药，能畅想未来了。”1月18日下午，得知这一消息后，正在工作中的珺宝妈妈，用激动的声音在电话中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算了一笔账，按珺宝目前20斤的体重计算，26天用一瓶，即便体重有一些增长，一年五万左右也能覆盖了。虽然不同体重的患儿用药量不同，治疗费用会有差别。但与之前的药价相比，如此大幅度的降价确实让患儿家庭看到了持续治疗的希望。

　　让罕见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上一次这么激动，应该是另一款SMA药物纳入医保之时。

　　“当时为了诺西那生钠进医保，真的是拼了，现在提起来依然很激动。”时隔一年多，再次回想起诺西那生钠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那一刻，SMA患者小可的妈妈情绪依然很激动，声音哽咽。

　　从70万元降价至3.3万元，2021年的那场灵魂砍价依然历历在目，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张劲妮说的“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让多少SMA患者家庭泪目。也就在这一年的国家医保目录谈判中，7个罕见病药物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2022年1月1日，2021版国家医保目录正式落地。与SMA缠斗近20年的小可，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按医保价格开始注射诺西那生钠。截至2022年11月23日，已有近80名患者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注射该药物。

　　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2022年医保谈判成功的7款罕见病药品分别为：利司扑兰口服溶液用散、富马酸二甲酯肠溶胶囊、拉那利尤单抗注射液、奥法妥木单抗注射液，伊奈利珠单抗注射液、曲前列尼尔注射液、利鲁唑口服混悬液。其中，拉那利尤单抗注射液用于治疗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该病是一种罕见遗传病，主要发作特征为反复发生的局部皮下或粘膜水肿，75%患者在10-30岁期间首次发作。大多数HAE患者的发作无法准确预测，其中，喉部发生水肿时进展迅速，若抢救不及时，平均4.6小时可导致患者窒息死亡。据统计，我国有59%的HAE患者发生过喉头水肿，其致死率最高可达40%。拉那利尤单抗注射液是全球首个针对遗传性血管性水肿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可靶向抑制患者体内活化的血浆激肽释放酶，降低患者因频繁且不可预测的急性水肿发作带来的疾病负担。国内外权威诊疗指南均推荐对HAE患者进行长期的预防治疗，从而降低水肿发作频次，保障患者回归正常生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支玉香教授表示，“拉那利尤单抗被纳入医保目录后，中国HAE患者也将有望实现水肿‘零发作’的治疗目标，对此我们非常期待。”

　　高值罕见病药进医保，患者用药比例上升

　　据蔻德罕见病中心与艾昆纬10月联合发布的《共同富裕下的中国罕见病药物支付》报告显示，以《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为统计口径，截至10月，按照赠药后患者用药负担为基准，共计有15种罕见病药物以超过50万元的年治疗费用在中国上市，这些药也被称为高值罕见病药。其中，渤健的诺西那生钠和武田的阿加糖酶α，在去年通过谈判以较大的价格降幅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从1996年诺西那生钠在美国上市，小可妈妈便开始关注这个药，一家人对于诺西那生钠的渴望，如同所有SMA患儿及其家庭一样，是想要拼命抓住的救命稻草。“大家都在倾尽全力呼吁，就希望孩子尽快用上这个药。”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去年，19岁的小可终于用上了诺西那生钠，不过很多损伤已经造成，用药后的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但小可妈妈能感觉到，孩子已经能用上点劲儿配合康复了，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我们互相鼓励要继续努力，只要康复不断，坚持用药，相信病情不会再发展下去。”小可妈妈说，每一针诺西那生钠，在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约9000余元/针，虽然比以前便宜了很多，但生活早已因为小可的病变得拮据。好在明年开始，小可便每年只需要注射三针，一年不到三万元，终身注射。

　　据2022年8月发布的《中国SMA患者生活质量研究》显示，共有908名患者在使用诺西那生钠，其中有694人是短期用药并在医保覆盖后使用，占比约76.4%。彼时，尚未纳入医保的另一款SMA疾病修正口服药利司扑兰，仅有46人使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教授董咚在解读时表示，两类药物用药人数不同，可能与诺西那生钠进入医保有关，医保覆盖有助于增加患者治疗比例。

　　部分罕见病药物入院难问题依然存在

　　SMA是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中的罕见病之一，该目录已纳入121种罕见病。数据显示，121种罕见病中，86种病全球有药，77种罕见病在国内有药，另有9种罕见病处于“境外有药，境内无药”的情况。截至2021年国家医保谈判后，已有治疗45种罕见病的89种药物在中国获批，其中的58种药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覆盖28种罕见病。

　　2019年以来，有22种罕见病药通过国家医保谈判进入，包括诺西那生钠、阿加糖酶α两款高值罕见病药物，部分药品如氨吡啶缓释片、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在获批当年便纳入医保。仅2021年一年，就有7个罕见病药品通过医保谈判成功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价格平均降幅达65%，给其他罕见病群体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与SMA患者不同的是，同为高值罕见病药，法布雷症治疗药物阿加糖酶α(商品名“瑞普佳”)单针价格从1.2万元降至3100元，但在入院的“最后一公里”并不那么顺利。2022年，一名21岁的法布雷病患者为了自己和患病的家人能在石家庄某县医院用上瑞普佳，曾与当地的医院、医保局、卫健委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拉锯战。尽管患者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却只是个案，法布雷病病友会会长黄铮汇告诉新京报记者，还有很多法布雷病患者仍在继续努力推动，有的则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放弃。

　　对于高值罕见病药物而言，经国谈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药物可及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患者最终能否顺利用上药，依然面临很多环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高值罕见病药进院难的问题，又横亘在了患者面前。

　　“之前瑞普佳进医保时有一种解脱的感觉，非常兴奋，群里都炸锅了，但没想到为了用上这款药，后面遭遇的事让我们措手不及。”黄铮汇说，病友会登记在册的全国患者近600人，除了在使用另一款药阿加糖酶β的近百人外，目前仅有约200人用上了瑞普佳，很多患者在地方面临瑞普佳入院难，无药可用的局面。作为高值罕见病药，并不是所有医院都愿意引进瑞普佳，“药占比”等问题依然成为了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拦路石。

　　如何保证国谈罕见病药顺利入院？

　　“在最后环节，往往是我们患者不动，其他环节就不动，即便是在一些政策比较好的省市，也依然需要患者主动推一把。”黄铮汇说，目前除了部分省份，如广东、安徽、江苏等政策较好，患者能在医院买到瑞普佳并享受较高的医保报销比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患者面临着瑞普佳进院难、门诊与住院报销比例差别大等问题。

　　在2022年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罕见病高峰论坛的“‘国谈灵魂砍价’背后的深意”分论坛上，就有罕见病药企业代表坦言，“国谈罕见病药物能否最终进入医院进行第一单采购，还是蛮难的。”国谈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只是第一步，要进入医院，还需要有医生提单、开药事会，通过后才能采购。

　　为了打通国谈药与患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健委先后印发多项文件，推动国谈药品落地，包括“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机制的实行等。其中有文件要求，医保部门对实行单独支付的谈判药品，不纳入定点医疗机构总额范围；对实行DRG等支付方式改革的病种，要及时根据谈判药品实际使用情况合理调整该病种的权重。卫生健康部门要将合理使用的谈判药品单列，不纳入医疗机构药占比、次均费用等影响其落地的考核指标范围，不得以医保总额限制、医疗机构用药目录数量限制、药占比等为由影响谈判药品落地。但在现实中，不少医院、科室依然顾虑重重，“药占比”等影响谈判药品落地的问题依然存在。

　　不过，国家医保局明确表示，谈判药品落地进展事关患者受益程度，将形成推动谈判药品落地的合力，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推进；并督促各地进一步完善“双通道”供应保障机制，让暂时进不去医院的谈判药品先进药店；加强对各地的监测评估和督促指导，强力推进谈判药品落地。

　　“我们是幸运的，能有药物进入医保目录，也有一份责任感，希望能推动并解决目前患者所面临的困难。”黄铮汇坦言，如果国谈罕见病药物进医院这条路走不通，就很难再有企业愿意降价进医保，希望相关部门能联手，提高医院对罕见病的认识，持续推动国谈罕见病药入院，真正实现药物可及。

　　新京报记者王卡拉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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