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外资机构眼中,2023年中国的投资机会在哪?****** (投资中国)外资机构眼中,2023年中国的投资机会在哪? 中新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夏宾)2023年开年,中国各大部委负责人密集发声,各地方紧锣密鼓地谋划提振经济良方,展望中国经济形势也成为近期外资机构的重点议题。他们眼中中国的投资机会在哪? 多个机构认为,房地产市场改善和消费提振有助于拉动经济。富兰克林邓普顿环球投资首席投资官Manraj Sekhon说,中国经济政策的转折点始于去年10月放宽房地产业信贷准入。中国政府对防疫政策的优化也催化了转折。政策重心重新聚焦于促进增长和提振消费信心。对市场而言,这次转向是至关重要的。 瑞士百达财富管理亚洲宏观经济研究主管陈东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将温和反弹。 他认为,2022年底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信贷支持的新措施。这些措施是自2021年底房地产持续探底以来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尽管由于结构性原因楼市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反弹,但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几个月稳定房地产行业。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2023年,中国经济有望走出疫情影响,消费出现复苏。在过去三年,中国民众储蓄率增长3至5个百分点。走出疫情后,人们可以把积压的储蓄释放出来,一些前期待释放的需求也会逐步释放出来,这将成为今年消费反弹最主要的动力。 她也预计,2023年中国房地产活动会企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减小。预计房地产销售量和新开工面积在最近一两个月将会见底,今年三四月份(扣除季节性因素后)开始环比出现反弹。今年全年,房地产销售量和新开工面积从当前的低谷逐渐回升,环比增长或将达到两位数。 2022年表现不佳的中国股票市场,今年能否打一场“翻身仗”?先锋领航量化股权团队另类投资与多资产策略主管徐飞认为,在股市方面,尽管美股估值相较2022年更具吸引力,但是仍然略高于先锋领航模型估算的公允价值。相比之下,中国股票目前尤其具有吸引力。 高盛策略报告将明晟(MSCI)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主要理由是整体估值较低,以及房地产、互联网监管等领域的多个支撑点。摩根士丹利也将MSCI中国指数的2023年年底目标上调至80点。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王滢认为,2023年中国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中国股市有望将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其研究报告称,2023年中国的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同时内外部风险均下降,这或将推动股票估值进一步上涨。 在进一步上调MSCI中国指数目标位时,摩根士丹利称,正在对中国股权风险溢价(ERP)重新评估,不少因素证明属于A股的牛市周期已经开启。 高盛策略团队认为,在2023年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在经济增长、政策和通胀周期方面看起来处于有利地位。“当前的市场背景让我们相信,继续减持或做空中国股票面临的风险明显高于做多中国股票。” 2022年,中美10年期国债利率出现罕见倒挂,扰动金融市场。瑞银证券中国利率市场策略分析师夏愔愔近期在一场研讨会上预计,2023年随着中美利差倒挂修复,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强势会逆转,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债券需求有望恢复。 夏愔愔认为,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反弹,国债收益率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国债收益率和政策利率之间的利差可能进一步扩大,高点会触及3.25%左右;在今年下半年,中国国债收益率可能有机会再度下降,在年底可能还会进一步走低,预计大概会在2.9%左右。(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